15-碳达峰、碳中和赋能高质量发展_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pdf-solarbe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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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2021 · 11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CONOMIST □徐政 □左晟吉 □ 丁守海碳达峰、碳中和赋能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随着人类不同文化区块在政治架构、经济模式、文化维度、科技环节等方面的交融，人类文明的整体化程度逐渐提高，在交汇中竞争、在存异中求和、在和平中发展，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而人类文明的赓续又以善待和保护自然与生态为前提。全球范围内生态气候的恶化为人类文明敲起了警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变化定义为 “ 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 ” 。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内因。近年来，气候变化造成的多元影响逐渐显现，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测算， 2020 年全球平均表面温度相比于前工业时代增长约 1.2 ℃ ，过去的十年也创下了史上最暖年份记录。全球变暖带来的是严重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及生态破坏，在短期内会造成经济损失。从长期来看，全球变暖会提高人类难以预料的风险，生态问题会向着经济、政治、生物、化学等问题转化。为了降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世界逐渐形成限温控碳、绿色减排的共识。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通过巴黎协定，该协定成为自 1997 年京都议定书之后最重要的共识性气候治理法律文书，弥补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共识性规划不足的缺陷，并做出了 2020 年后全球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划。巴黎协定指出，为防止进一步的气候恶化，各缔约方应将全球气温变化控制在前工业化时代的 2 ℃ 以内，并努力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1 .5 ℃ 以内，这无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与政策耦合研究 ” （ 72050001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工资上涨机制及工业化对策研究 ” （ 10 XNJ 054 ）作者简介徐政，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左晟吉，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丁守海（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共同话题，在此背景下中国承诺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本文梳理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历史动因与实施背景，表明 “ 3060 ” 目标与双循环战略的互融互通是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升级的重要环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接着分别从国内大循环的供给端和需求端以及国际大循环的角度阐释碳达峰、碳中和对高质量发展赋能的内在逻辑。最后，从完善碳排放交易价格机制以显示高质量发展经济信号，重构能源体系以发挥高质量发展改革潜力，扩大绿色需求以牢固高质量发展外部支撑，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激发高质量发展内在动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实现路径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 （ 2021 ） 11 006210 - - 62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1.11.008经济学家发展战略研究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疑是个艰巨的任务，意味着到 21 世纪中叶，全球要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 [ 1 ] ，也敦促全球各经济体应尽快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尽早实现碳中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碳排放与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思路，环境保护也由曾经经济发展的负担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 2 ] ，全方位的低碳、零碳社会建设也成为高质量发展期的重点。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明确提出我国 “ 3060 ” 愿景，即我国 “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 。在 “ 十四五 ” 规划中明确提出要 “ 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 ，并 “ 锚定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 。这是推动我国构建低碳、零碳社会的基本方略，是我国在经济发展高质量转型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与战略任务，也是我国提高国际社会影响力、着力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战略举措。本文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剖析碳达峰、碳中和对于我国高质量发展 “ 赋能效应 ” 的内在逻辑，进而提出碳达峰、碳中和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一、碳达峰、碳中和的历史动因与施行背景 2005 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人类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缔约国的减排义务，以应对全球变暖问题。发达国家作为碳排放大国，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主体，需要从 2005 年起承担减排义务，各发展中国家则从 2012 年开始逐步承担减排责任。然而，京都议定书发挥作用有限，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重要经济体在限碳与发展之间的权衡中事实上倾向于发展，京都议定书减排责任规划事实上已然失败。美国以减排阻碍发展为由未批准京都议定书通过，欧盟在第二承诺期仍然保持 20 的低减排目标偏离了京都议定书的规划路线，同时，日本、澳大利亚都明确表示对第二承诺期减排任务的反对，加拿大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全人类范围的碳减排规划事实上被各大发达国家在减排与发展的权衡中撕裂。在此期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逐渐崛起，碳排放量迅速提高，减排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使碳减排过程中的多元化矛盾暴露出来，责任分配与承担成为矛盾焦点。排放权即是发展权，首先，发达国家之间的减排额分配实际上是成本的分配，也是发展权的第三方调配，激烈的竞争关系让发展权分配很难形成共识。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分配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争议的焦点，在针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这一问题上，发达国家的利益趋向是一致的，即以给自身分配减排额为由掩盖变相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丁仲礼院士认为，发达国家减排责任分配方案实际上是一种数据掩盖下的极端不公平，给自身分配减排额是在世界排放权固定的基础上切走一块 “ 蛋糕 ” [ 3 ] 。以 “ 八国集团 ” 方案为例，其实质是给 27 个发达国家的 11 亿人口分配 44 的排放权，而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 55 亿人口只能分配 56 的排放权，这无疑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负担，提高了发展风险和转型难度。最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保持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的支柱与核心，也是承担减排责任、参与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理由以让渡发展权为手段来控碳减排。世界范围内的限温控碳、绿色减排陷入僵局。巴黎协定的通过使世界碳减排进程步入了新阶段，该协定充分考虑了各缔约方诉求，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分配原则，提高了公平性、增强了可操作性，形成未来国际减排合作的基本框架，构建了 2020 年以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格局。在国际共识的基础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了自 - - 63经济学家 2021 · 11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CONOMIST 身碳达峰、碳中和方案。 2019 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在欧洲绿色协议中做出了全球第一个碳中和规划， 2030 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将削减 55 60 ，并将于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同时又宣布制定欧洲气候法，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减排流程的平稳运行，欧盟将着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水平，降低消耗、减少污染。英国约翰逊政府推出绿色工业革命 10 项计划，支持海上风能、氢能核能、电动汽车、绿色航运、绿色建筑、绿色金融等行业迅速发展，实现产业的全方位绿色化。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当天宣布重返巴黎协定，随后又推出美国碳中和规划，上市公司应助力碳中和战略，进行完整碳排放披露，包括气候金融风险、供应链与运营碳排放等，同时拜登政府宣称将进行百年内 4000 亿清洁能源创新投资计划，美国农业也将第一个实现碳净零排放。日本也推出了绿色增长战略，宣布至 2050 年，全日本发电量 50 60 来自于海上风能、氢能等清洁能源，并着力提高交通发电领域氢能使用率，实现全社会产业的清洁低碳运行。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经济发展方式逐渐从扩量转轨到增质，新增长模式、新发展动能的探索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 2020 年，新冠疫情重塑世界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基本框架，我国不仅进行着供给侧结构化调整和扩大内需的内循环任务，还担负着限碳减排、应对全球变暖、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的责任。如果中国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圆满实现，至 2100 年为止，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将缩减 0 .2 ℃ 至 0 .3 ℃ [ 4 ] 。我国必须认识到，碳达峰、碳中和既可以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变动，进而增强大国之间的博弈 [ 5 ] 。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布我国 2030 年碳达峰目标与 2060 年碳中和愿景，党中央、国务院研判国内国际双重发展需求，从构建国内低碳、零碳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国际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战略双重构想出发，正式启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并逐渐深入到国民经济调整的方方面面，赋能中国经济发展向绿色、高质量转型。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经济成长与社会变革进程稳步推进，发展成果逐步惠及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全球化参与度逐渐提高，担负起经济大国责任，持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中国动能，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但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尖锐、需求侧内需扩大进程受阻、城乡二元化问题严重、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创新层级较低等都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经济难点。同时，由于近年来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我国与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经济地位的互换和新冠疫情的催化，我国外部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外循环经济受到持续冲击，我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多重不利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转型逻辑，也必须尽快探索并实践新发展理念支撑下的高质量成长道路。 2012 年，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环境质量持续下降、生态约束收紧、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复杂形势，党的十八大提出 “ 五位一体 ” 总体布局，其内涵在于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高质量发展模式开始形成基本雏形。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 “ 十三五 ” 及其后时期的经济建设提供发展思路与着力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块分化、内容要求、动力来源已然明确，体系也基本形成。 2017 年，党的十七大首次使用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概念，并着眼于经济领域，明确提出 “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的重要战略论断，在高质量发展时期， - - 64经济学家发展战略研究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 是该时期主攻方向，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动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化解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培育经济新动能、提高创新层级、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时期的重点。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逐渐深入，其理论与实践内涵也在逐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提出， “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 。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阐述了高质量发展概念， “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 。由此可知，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层层递进，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渐拓展到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重质导向贯穿我国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多方位矛盾运动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发展导向从增量到重质是由我国经济社会演化成长现实决定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 “ 新 ” 在经济层面的具体体现。 2013 年以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传统高速发展之弊病逐渐显现出来。首先，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这一弱点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跨国转移与产品附加值低下而逐渐放大，我国外部经济环境逐渐恶化。其次，我国资源、能源约束持续收紧，能源结构不合理， “ 一煤独大 ” 的能源格局难以改变，碳排放量持续上升，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赖程度迅速提高，能源安全难以保障。第三，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与自然的平衡逐渐被打破，雾霾、酸雨等恶劣人为问题频率增加，严重威胁居民身体健康。第四，我国创新驱动能力严重不足，核心技术被 “ 卡脖子 ” ，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科学技术的转化率较低，核心竞争力不足，难以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第五，我国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供需两端的矛盾，包括以城乡二元化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矛盾，还包括内需动力不足、扩大内需持续受阻、有效投资数量较少等需求侧矛盾。高质量供给和需求无法在国内经济中发挥作用是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最后，高速发展阶段扩大了国内贫富差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程度不够，重点富裕并未真正向共同富裕转化，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共享性不足，我国经济事实上存在经济增长速率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之间的割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升级刻不容缓。 2020 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造成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疫情催化下反全球化浪潮与区域经济对抗对中国外部经济发展持续施压。在此基础上，我国适时提出了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将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进程加速。同时，巴黎协定构建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开始于 2020 年后发挥作用，我国提出了 “ 3060 ” 目标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国内大循环优化升级和国际气候变化治理提供助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被提升到战略高度，与创新驱动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数字化发展等供给侧转型路径一起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层级提高，我国 “ 双碳目标 ” 以赋能主体姿态发挥独特作用。三、碳达峰、碳中和赋能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 2020 年，我国相继提出了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与碳达峰、碳中和 “ 3060 ” 目标，以应对国内大循环中存在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化石能源占比过高、高耗能产业占比过高等问题 [ 6 ] ，从整体到局部确定了我国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发展主基调，即以内循环为主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需求侧管理水平。又以外循环为助力，在外部经济逆境中寻求外循环的平稳运行，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始终坚持和平共赢的对外经济合作模式，反对零和博弈，但对于外部政治经济压力不予退让、积极应对。同时又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融入进双循环发展格局内，在国内大循环中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对于供 - - 65经济学家 2021 · 11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CONOMIST 需两端的赋能效应，重点聚焦于电力、供热、交通等领域 [ 7 ]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又在国外大循环中引导世界经济在疫情时代的 “ 绿色复苏 ” ，为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发展呈现出与疫情前不同的需求与特点。在疫情前，整体经济框架下，部分模块中经济动能的运动变化是高质量发展方式的主要分析思路，将整体经济加以模块化可以有效考察不同模块对于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即经济动能带动经济模块的进步，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的进步。然而在后疫情时代，新冠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环环相扣的，模块式的划分方法在研究某一经济动能的时候会出现覆盖漏洞，新的经济动能往往存在对整体经济的 “ 赋能效应 ” 。例如，新发展理念将高质量发展划分为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五大部分，按照传统分析思路来看，数字经济的进步主要在创新层面发挥作用，在划分中会将数字经济发展划分至创新范围内，但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令其在社会发展的各环节发挥作用，其赋能效应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存在相似的 “ 赋能效应 ” ，并非可以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将其定位在 “ 绿色 ” 这一模块内，而是要关注其对整体经济环节的带动作用，在后疫情时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双循环格局的互融互通是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升级的重要环节，我国需要从零碳能源、零碳模式、供给侧、需求侧与发展格局等层面设计碳中和的最终实现路径 [ 8 ] ，因此，碳达峰、碳中和可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供给侧的赋能效应逻辑对国内大循环来说，双碳目标作为独立的经济动能在供需两端发挥赋能效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 “ 十四五 ” 时期供给侧工作要点，双碳目标沿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实行路径逐步渗透，提高我国供给侧韧性，其赋能效应在不同的经济环节存在不同的赋能形态。本文将双碳目标的赋能形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双碳目标在整个执行过程中的最终影响，即执行此目标在结果层面的优化形态、作用与反作用。第二种是双碳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对于经济运行各动能的影响，即执行此目标在过程层面的优化形态、作用与反作用。而第三种赋能形态是双碳目标对于我国经济社会整体的意义，即执行此目标在经济运行之上的优化形态、作用与反作用。上述赋能效应的影响层级由下至上递进，这种不同影响维度在发展国内大循环供给侧的重要性由弱到强，影响路径由短期至长期，不同的作用形式之间又相互融合、相互包容，最终达到对供给侧的全方位赋能。首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效赋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社会认知向绿色低碳角度升级，这体现了双碳目标的第一种赋能形态。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环境约束持续收紧，环境质量迅速下行，以 “ 速 ” 为先的经济发展思想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次要地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保速率、求发展是该时期的主要模式。高质量发展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和生态的平稳共存，从生态环境保护之中寻求发展，保持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性。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资源、能源应用上的优化升级，可以运用低污染能源的使用，资源回收，建设限碳控碳基础设施等方式协助我国目前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实施，有效减少污染存量，降低污染流量，进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该发展路径同时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产生反作用，污染的减少、环境质量的上升本身就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目标之一，预期的逐步实现更有助于政策要求的进一步收紧、政策质量的进一步上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助力高质量发展实现了螺旋上升态。其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以有效赋能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活力，推动技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的高质量转型，这体现了双碳目标的第二种赋能形态。双碳目标对于我国创新驱动目标具有极强的推